李安之前提出开办这些劳保类的工坊,并让自己的几位没啥事干的夫人去负责,为的就是要在大唐弘扬劳动者必须要防护的观念,不论是盖楼的工匠,还是铺路的工匠,或者别的苦力工匠,都一定要做好最基本的防护,不能毫无防护的参与劳动,以尽可能的减少劳动所造成的伤亡。
通过不断的宣传,现在已经有不少劳动者和工头已经认可了李安的理论,相信些许劳保投资是划算的,是可以增加劳动效率的,当然,也有一些是为了讨好李安,照顾李安家的生意,达成比贿赂还要好的效果。
此时距离春耕已经很近了,京城周边的地主与自耕农都在忙着准备春耕的事情,而由于很多自耕农都卖地进入工坊了,所以,京城周边的自耕农已经很少了,大部分都是拥有千亩土地以上的大小地主,李安也算是一个地主,至少拥有几千亩土地,拥有上万亩土地的官员多得是。
虽然土地兼并不是什么好事儿,自古以来都是引起天下动乱的根源,但此一时彼一时,此时的大唐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农耕的收成已经大大超出全国百姓的需求,盈余的粮食连国库都装不下了,各地的粮仓全都爆满,种地老百姓的家里,也不得不专门腾出一间房子用于囤积粮食,而粮食太多,就必然会导致不值钱,市面上的主粮价格是连年下降,几年时间已经降低一半了。
尽管粮食的产量同样增加一倍有余,这补足了降价带来的损失,可对于普通的自耕农来说,只要进入工坊干活,每个月的收入都能买下辛辛苦苦半年得到的粮食,两个月的收入就足以超过种地一年的收入了,种地显得非常的不划算,再加上他们都是十几亩左右的少量土地,使用先进的机器不划算,使用耕牛又很辛苦,越算越吃亏。
为此,好多农民一生气都跑去京城的工坊内打工了,刚开始还能兼顾家中的土地,每年收点粮食自给自足,可工坊的制度越来越严格,越来越规范,到了春耕秋收的农忙季节,并不会放假,若是强行请假就扣工钱,而扣掉的工钱比十亩地的收成还多,如此,傻子才会去收家里的粮食,都只能把这个活儿交给家中的老弱妇孺,可没了主劳力,光靠老弱妇孺如何能够支撑十几亩的自耕田,根本就忙不过来,万般无奈之下,就只能将多余的土地给卖掉了,留个靠家近的一亩菜地就差不多了,家里妇孺孩子劳力尚可的,或许能留下两三亩的土地,再多就真的忙不过来了,也没啥意义。
而有钱的大地主就不同了,他们动辄几千上万亩的土地,可以使用机器进行规模化的种植,成本大大降低,利润还是不错的,所以,他们非常乐于收购普通自耕农的土地,而朝廷这几年根据实际情况也同意了这种土地的买卖。
除了大量购买土地之外,这些地主还非常热衷于交换土地,所谓的交换土地,就是用自己手里的一亩地,交换别人的一亩地,当然也可以几亩地几亩地的交换,可以与普通自耕农交换,也可以与别的地主交换。
至于为何要交换土地,自然是因为机械化种植庄稼,需要土地尽可能的集中,若是一个地主拥有的几千亩土地,分布在很多地方,这儿三亩,那儿五亩的,那就很难形成规模了,使用机器的时候也会非常的麻烦,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就必须要尽可能的将土地进行几种,而土地没法移动,唯一能做的就是交换土地了,条件差不多的土地是一亩换一亩,而条件不好的甚至要好几亩才能换一亩,总之,这是你情我愿的事情,谁也不会强迫谁,谈妥了就交易,谈不妥就不交易呗!
通过一番繁琐的交换土地,京城周边地主的土地,几乎都是尽可能集中在一起的,或者在几个较大的区域内,不会太零散,而自耕农的少量自留地,也基本都集中在一起,且靠近自己居住的住宅不远,这样方便照顾菜肴,可以更好的节省下地的体力,不至于下地一次就要跑很远。
这种模式是大家都获利的办法,执行起来的阻力自然很小了,没有发生一次对抗性的事件。
粮食多就是有好处,因为粮食多的国库都容不下了,好多老百姓和贵族的家里都囤了足够使用一年半载的粮食,少一些的也至少囤积了一个月的粮食,至于吃不上饭的百姓,则毕竟是少数而已。
而贵族粮食多了之后,也会有人站出来做善事,比如去城外的乞丐聚集地,或者寺庙的附近支几个大铁锅,里面煮上一些稀粥,来往的穷人和乞丐都可以喝上几碗,对于一些都快要活不下去的穷人和乞丐来说,有了这些施舍的饭食便可以活下去,这对于稳定大唐江山具有很重要的作用。
粮食的增加越来越多,在各地的粮仓全部满仓之后,朝廷不得不调集部分人力物力,去修建新的大型粮仓,毕竟,粮食的储存只有越多越好的,没有任何一个帝国会嫌弃自己所拥有的粮食太多的。
而在新的粮仓建设完成之前,多余的粮食好多都只能临时堆放在一些露天的场所,防护非常的简陋,一旦遇到过大的暴雨,那是肯定要完蛋的。
为了避免损失,也因为粮食确实太多了,所以,关于粮食的附属加工品就渐渐的多了起来,比如,酿酒的作坊越来越多了,在粮食充足且廉价的此时此刻,酿酒的成本变得非常的低廉,而老百姓都有饮酒的刚性需求,如此,酿酒业是必然要壮大的,各地都蜂拥使用多余的粮食酿造美酒,大街小巷到处都能闻到醉人的酒香。
&n... -->>
本章未完,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